淳厚自信的民族风尚,和平勤劳的民族品格

王船山《楚辞通释•序例》写道：“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戉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揜抑。”湘水楚山奇丽秀美，使得这一地域的风情充满了蓬勃生气和神秘色彩，也造就了湖湘人的和平、朴实、勤奋、进取特点。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能更贴近古代湖南的现实：“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之，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虽然泛指江南，而湖南地处南楚，亦应不出例外。这种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的情形直至宋时仍无大的改观。《后乐集·潭州劝农文》记曰：“湖湘之俗，素号淳朴，非有游观侈泰之欲以荡其心，非有工械伎巧之蠹以分其力，民无末作，多事南亩。”由此观之，湖南自然环境优越，居民取食方便，火耕水耨，生养无忧，于“不忧冻饿”之中以致不思积聚更无千金之家。优越的地理特产也深刻地影响着湖南人的经济观念，人们“多事南亩”，却无技艺，致使长期处于农业生产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的状态。 　　

但湖南民风淳朴、憨厚、诚实，则夙得湖南境内历任官吏及游人墨客好评。例如人称靖州“为天下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下，而士风不恶，民俗亦淳。”宝庆“其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佻。”衡州号称“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岳州“民讼……至少，固有终日坐于庭而无一纸牍诉入者。” 　　

湖南各地方志也多有记载。乾隆年间的《长沙府志》称赞该府“民习勤苦，人尚气节”。同治年间的《湘乡县志》记载：湘乡“地居上游，土不加辟而力于耕作，人不甚丰而习于勤俭”，“农人春耕夏耘至秋收弗懈，岁晚储粪种、修陂地，四时间无日休息，父老子弟皆知稼穑之艰难。”光绪年间《耒阳县志》感叹耒阳农民“终岁勤劳”，而且“女服事乎内，主中馈，勤纱绩，工缝纫，操作不缀，无论贫富大都类然。”同治年间《桂东县志》载曰：桂东农民“秋收后率沿山刈茅，凿石烧灰”，“终岁勤动，无宁处焉。近生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力尽民力亦尽矣。”诸如此类记录，不胜枚举。 　　

明清之后，湖南民风更趋质直、自信。正如章士钊先生在《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中所归纳的：“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从之毁誉，不遑顾也。”例如，戊戌变法，谭嗣同、唐才常以身赴难；辛亥革命，黄兴、蔡锷率先响应；“二次革命”时，黄兴、蔡锷又高举义旗率军讨袁；“五四”时期风云激荡，有毛泽东、徐特立、朱剑凡为首的健学会在其间推波助澜；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历史搏斗中，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批共产党人充当中流砥柱，终于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综上所述，湘楚文化养育了湖南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理想追求，养育了湖南人民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也养育了湖南人民勤俭、质朴、淳厚、自信的风情理性。这就是长盛不衰、生生不息的湘楚文化的精神内核之所在。 　　

战国时的屈原贬官流放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受到长期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这种折磨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无路可走，陷入“生存困境。”他的“生存”困境是一种精神、人格、理想上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的“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与楚国黑暗现实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在《离骚》里，作者把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强烈情感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表现出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劣、光明与黑暗的势不两立。流放期间，屈原的思想斗争和内心冲突是一异常尖锐而激烈的。在他的面前 ，摆着两个重大问题。是妥协迁就、随波逐流呢，还是坚持下去，抗争到底？是出走他国，历九州而相其君，还是深固难徙，苦恋故土？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尖锐而又严峻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从选择而又必须选择的问题，是屈原对自己理想信念的严酷的拷问。尽管楚王不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但屈原认为不能放弃肩上的历史责任。

贾谊《吊屈原赋》云：“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独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兮而羁兮，岂云异乎天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乎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屈原如果改变观念，离开楚国，远走高飞，无论在当时的人们还是汉初的人们看来，都是情有可原、无可职责的，至少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存在什么现实的障碍。如果认为屈原之死是为“洁身”或者“泄愤”，那么拂袖而去，一死了之，显然应该是最有效的首选方式，假使屈原在其余诸侯国另得贤君而辅佐之，完全有可能做出点事情来让楚国君臣清醒头脑。《离骚》之作，必是作者政治上屡经挫折而情感上的忧愤已经积累到十分深沉的地步，但行动上还有选择的自由。屈原大声疾呼，痛哭流涕，一再说要离去。却自始至终，欲留无望，欲去不忍，内心挣扎，步履维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屈原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导致他“历九州而相其君”。屈原的“深固难徙”，“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绝不是出于“洁身”，更不是出于“泄愤”，而是出于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和信念。屈原最终做出了“以身殉国”的心灵选择，而他的死，是由于其信念的蒙难而彻底毁灭。“屈原当时未死于郢都陷落之日，而死于黔中不守之时；未死于黔中随属的溆浦之地，而死于湘水流域的汨罗。从这个过程来看，很可能郢都虽陷，屈原尤有兴国之志；黔中虽失，屈原尤存收复之心。故直至到达湘水流域，接近祖国腹地，耳闻目见感到一切无望，才自沉于汨罗。

”只有坚持对价值和意义的矢志不渝的祈求，才会导致绝望感。这是一种对必须坚守的价值真实的不信任，一种对必须确信的人生理念的怀疑。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不可跨越的深渊。如果诗人对自己的信念是绝对真诚的话，这种无比剧烈的内心冲突足以把他的身心都彻底撕得粉碎。对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真正价值意义无所住心的人，不会有绝望感；超越于所有价值意义之上，寻求寂然解脱的人，也不会有绝望感。从根本上说，绝望感是在价值和意义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中，对它的义无返顾的固执宁望。屈原自沉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光焰万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如此。 　　

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痛苦却又不失真诚地解剖自身的心灵，从他光辉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也许是他的故乡葬送了他的前程，而却也正是他的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生命历程乃至艺术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楚国的山山水水，强烈的乡土历史孕育了屈原充满爱国情感的绚丽诗篇。这从一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一份无形的、特殊的回馈。屈原在流放过程中体会到心灵的深切的孤独，也曾绝望、挣扎，悲愤与激情的复杂交织使他对于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然而，放逐的感应和刺激却孕育出了他火一样的斗争勇气和激情，他于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宝藏，用笔去反映时代，书写人生。

淳厚自信的民族风尚,和平勤劳的民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