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贡文化遗址的农业发展状况

拉萨曲贡文化遗址的农业发展状况

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居民，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

藏绵羊和牦牛是曲贡村民的主要肉食来源，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蓄饲养的存在。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野生的西藏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这也表明西藏农牧民对世界畜牧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绵羊和牦牛在高原的驯化成功年代，也许还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长10.5厘米，宽4.4厘米，厚0.8厘米），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平薄石片精磨而成，体形较长，如脚掌模样，浅槽齿，弧顶。大小疏密有一定差别，器身遗留着打击加工的石片疤，磨制虽不很光滑。但齿列比较整齐，齿刃较锋利，制作精致。这种梳形器先后出土10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考古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考古学家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文化遗址所见的梳形器，他恍然大悟：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据《卫藏通志》说，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化是公元2——3世纪时才出现的，主要栽培作物为青稞等。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较小，而且受地形、水源、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难度很大。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调查和发掘证实，高原河谷地带的农业起源并不晚，雪域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在曲贡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和一些双肩石铲。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些主要用于加工谷物的磨盘、磨石也表明了4000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曲贡居民那时已经掌握了祖传下来的生产技术，继续着高原的开发历程。

另外在考古过程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曲贡人喜欢饮酒的证据。遗址内出土了三千年前的陶制酒杯，这些酒杯大多以夹细沙的黑陶为主，且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器壁上刻画了一些几何纹。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曲贡发达的农业。

除了农耕和畜牧，曲贡人的另一个重要经济门类是狩猎。他们的狩猎工具有矛头和箭簇，箭簇包括骨簇和铜簇。遗址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骨骸，种类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另外，捕鱼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遗址出土的两件网缀和在几座灰坑中发现的鱼骨也说明了这些。

曲贡文化遗址的农业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