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曲贡文化遗址的手工业发展状况

曲贡先民的手工业极为发达，出土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钵、石铲、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锥、骨针、骨簇为主，有一枚骨针，针尖开小孔为针鼻，类似近代的缝纫机上的针。装饰品主要有骨笄、陶耳坠、陶制手镯和石制手镯等，多是用于头部的饰物。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色为主，其次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红褐色陶。纹饰非常丰富，以刻划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弦纹等。

石器、玉器

曲贡文化遗址的石器以打制石器占85%，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石器普遍采用预加工技术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器形较规整，许多石器上涂抹有红色矿物颜料。打制石器的类型多，主要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可用于砍、砸、削、锥、刺、磨等各种用途，工艺较之卡若文化工艺更为成熟。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但也填补了西藏腹地细石器的空白。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

骨器

曲贡文化遗址的骨器也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型有锥、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最多。特别是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的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

陶器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是曲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出土陶片多达五万余片，可辨认器形的有1234件。上限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吐蕃时期。制陶多为手制，采用了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没有发现平底器。器类有罐、钵、杯、碗、盘、底座等，以罐为大宗，占可辨总陶器出土量的68%，各器皿外形生动且富于变化，主要用途是炊器、盛器、水器和进食用器，陶器的耳部比较发达。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的羼和料多为石英和云母，陶色以黑、黑褐、红、红褐、灰色为主，很少有红陶和红褐陶，不少陶器的器表经过磨光，其中以磨光黑陶最为精美，这种磨光黑陶不仅光洁度高，并且胎很薄，有的仅有1.5毫米。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以盘筑法手制成型为主，一些小型器物则是直接用手捏制成型，制作工序比较复杂，陶器成型后对接口沿和底部，圈足贴接器耳。

同卡若遗址相比，曲贡文化遗址的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陶器装饰手法更富于变化，曲贡先民不但在装饰部位的选择上更加明确，并且在图案的构成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纹饰有戳点纹、划纹、斜划纹、人字纹、平行纹、折线纹、弧纹、附加堆纹、三角纹、V型纹、圆圈纹、网纹、菱枚纹、重菱纹、菱格纹、齿状纹、涡纹、三角形镂孔和乳钉纹等，不见拍印纹饰。图形装饰除了菱形外，还有许多组合起来的图形。有的在菱形内嵌套一个菱形，称为重菱形；有的在菱形内填上两个同心圆，其圆心与菱形的中心重合；有的是一个陶罐的颈部的顶视图，它将菱形与折线组合起来，沿颈部分布，将陶器大约三等分。曲贡人对菱形纹的偏好，似乎表明这纹饰里有一种我们不可知的秘密，代表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在一件短颈圈足罐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陶罐的肩部装饰着距离相等的三组纹饰，每组由三个重线菱形纹构成，从俯视角度看，这三组重菱纹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即由三组纹饰将一个同心圆等分地划成了三部分。这表明曲贡陶器部分装饰图案的构成，不但不是简单的二方连续，甚至超出了四方连续图案的一般模式，已发展成为利用陶器自身形态来构成圆形图案的造型，它使看来简单的菱形纹样在俯视角度的圆形中构成了最完整的组合，这充分表现了曲贡先民高超的造型技巧和审美能力。

曲贡陶器纹饰的制作方法有刻划、压划、剔刺、雕塑、磨花。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一般以泥质陶和夹细砂陶的磨光程度最高，磨光不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内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制造也最精致，由于这种陶罐在烧制时要经过渗炭处理，所以表面乌黑铮亮。 曲贡文化遗址的不但绝大多数陶器的修整采用慢轮技术，而且采用非常精致的“磨花工艺”，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这不仅是单纯的坯体表面处理，而且是一种器表装饰的特殊技术。这种装饰工艺在我国的史前陶器装饰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贡献。

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不少器物器壁较薄，形态十分规整。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使用高温烧制，烧制时经过渗炭处理，渗炭温度约为600℃—650℃，渗炭温度的变化使陶色也发生变化。

最为有趣的是，1992年曲贡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高4.5厘米，宽4厘米的陶塑猴面像，此猴面像是一件陶器上的装饰附件的残片，采用泥条堆塑的纹饰又称附加堆纹，是一件某种大型陶器的贴塑装饰，猴面贴饰形象逼真，神态生动。这件陶塑猴面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拟物化的装饰泥塑，充分体现了曲贡先民的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还有一件捏塑的鸟头陶塑也十分珍贵，因为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这表明曲贡人还通过陶艺体现自己的信仰。

曲贡陶器的造型之丰富可谓高原陶器发展史上的颠峰时期，其器物造型对其后的雅隆部落直至吐蕃时期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曲贡文化的陶器代表着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末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具有极为浓烈的高原地域色彩。其中典型的有“黑陶单耳平底罐”（高17.5cm，口径8.6cm，最大直径16.5cm）和“黑陶高足单耳杯”（高11.5cm，口径12.4cm）。

金属冶炼

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曲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小件青铜器，例如1990年9月15日中午，曲贡文化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铜镞（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铜镞出自103号探方，埋藏在12号灰坑内。这枚铜镞是一件狩猎用具，呈形体端正扁平，叶形，短铤，形体端正、左右对称，边锋微弧，刃缘锋利，表面带有铜锈。 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12.51%，含铜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期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份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可能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

装饰器物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据不完全统计，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主要有骨质、石质、陶质等三种，骨质的装饰品有细长形的骨笄，骨笄的柄部较前端略粗，磨制比较精细；同时还有穿孔的骨牌饰和刻有交叉纹样的带孔骨片等。石质装饰品主要是钻有圆孔的砾石以及残断的石环等物。陶质装饰品包括陶环及陶耳坠等。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不及卡若遗址的出土物，并且其制作工艺也明显低于卡若遗址装饰品的技术水平，但是曲贡装饰品中也有较有特色的代表物，例如在曲贡文化遗址发现的穿孔小砾石上，不仅在砾石面上涂有红色颜料，并且在小孔中也残留有红颜料的痕迹，另外在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刻槽骨片上也涂有红色颜料。这种装饰品上涂朱的作法在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品形式。经测试，曲贡先民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此外，带有对称四齿的磨光骨片亦较有特色，在形式上可能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而陶质制品的出现，则说明新石器时代高原的装饰品在材料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曲贡文化遗址的装饰品基本上只有头饰、项饰和坠饰（耳饰）等几种，不见腕饰和胸饰，制作装饰品的材料也不及卡若装饰品丰富，这与曲贡文化发达先进的陶器装饰工艺相比较及其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似乎不太相称。

服饰

在服饰上，曲贡村民以骨为笄，并做成饰牌，而且已有簪发的习惯。

西藏曲贡文化遗址的手工业发展状况